“我恨你，是因为你一向愿意我恨你，但我是作为一个假使当初你愿意人爱你、本来更配爱你的人那样恨你。”卢梭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小伏尔泰十几岁的卢梭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把其当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他仰慕伏尔泰的才华、也曾一度受到伏尔泰思想、作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假设，在那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二人的相识与作品的交流本可以成为一段传世佳话。只是历史从来不喜欢完美的故事，二者最终反目。

学界普遍认为1755年发生在里斯本的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成为两位先贤彼此决裂的催化剂。这场吞噬了约十万人生命的灾难引发了宗教和和哲学上的大讨论，当时的宗教界普遍认为这场天灾是上帝的惩罚，只是因何缘故受到惩罚说法并不统一。而对于这场灾难以及教会的反应，伏尔泰悲愤的写下了题为《里斯本的哀歌》一诗，他在诗中谴责天谴论，与此同时他也严厉的抨击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神义论，简单的说就是并不认可“whatever is,is right”的盲目乐观主义的说法。卢梭读到《里斯本的哀歌》之后并不完全赞同，他致信伏尔泰并指出，你所抨击的神义论、乐观主义在人心理受到无可忍受的悲怆的时候安慰着众人。随后他又说，人类面临的很多苦难大多是自招的，即人祸。他认为死于天灾，比不上死于人为的漫长死亡过程更残酷。自这场激辩，二人始生嫌隙。

虽然大家都比较认可此种说法，而我却一直觉得二人的决裂有更微妙的原因。

不夸张的说，卢梭和同时代的思想家大都相识，皆因彼此赏识对方的才华而成为朋友，但最后却无一例外的反目。很多人会说，若是如此，卢梭的人品决计不会好到哪里去。这种说法，我想不出反对的理由，但也不敢苟同。事实是，跟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相比，卢梭的出身可以说并不高贵。如果非要来说的话，卢梭从小孤苦伶仃，招人嫌恨，他的童年是在茫无头绪的教育下成长，长大后又要勉力去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他有着一个极度敏感却又缺少温情慈爱关怀的灵魂。他的性格在他那痛苦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形成，原本出身和教育将注定他的一生会平庸无奇，可偏偏越是苦难，他越是卓尔不凡，他注定是个奇迹。伏尔泰则截然相反，可以说上帝从一开始便赐予了他非凡的才智，优越的出身以及富足的生活。他的出现是法兰西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的一模永不蜕变的亮色。他桀骜不逊，敢作敢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性格，优雅的谦卑中透露着高傲的气场，而这种感觉贯彻在卢梭与伏尔泰的往来信件之中。

因此一直在暗自揣测，正是伏尔泰在信中的措辞及语气深深的刺激到卢梭内心最深处的那种自卑感。面对伏尔泰信笺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高傲和不屑，他内心的愤怒无法遏制。他想不到也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曾当作先知一般敬仰和崇拜的精神导师居然会用在他看来极度尖酸刻薄的讽刺来这样对待自己这样一个后生，此后伏尔泰的每一个讽刺和调侃都如同利剑一般深深的刺在他的心里。只是他太崇拜伏尔泰，可自己的崇拜却被这个人肆意的挥霍，狠狠的践踏和羞辱，他的精神图腾轰然倒塌。此时的卢梭已经出离愤怒了。从此二人的交流中充斥了彼此的谩骂和羞辱，这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互攻击，直至老死二人也不能原谅对方。

然而两个人的思想在后人看来在推进人类文化进步的方向上是一致的，相反很多时候在同一问题上两个人不过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面。对于这样一对依托谩骂和攻击的所谓“敌人”，彼此对对方的主张和思想应该是十分了解的，他们应该不会没有意识到二人虽然主张的不同，但反对的东西确是惊人的相似，他们本不应该成为对立面。因此我也一度确信二人之间的恨并不来自于对彼此思想的不认可，而恰恰是性格的冲突、生活资历的冲突、不同阶层的生活态度等等枝枝末节的不能相互理解和容忍所造成。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话如果是发自内心，那我想因观点不同而萌生恨意的假设便根本不成立。对于这些大哲先贤，能让其产生恨意的，除了感受到了人格侮辱、精神上的刺激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更何况先贤如卢梭和伏尔泰这样，还存在着曾经的仰慕与被仰慕的一层关系。

如果不是两位先贤思想的碰撞让彼此的生命里有了交叉和延续，那么这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将是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命运让他们交叉，且将永远的交织在一起，研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忽视另一个人的存在，这不能说不是上帝搞出来的一个天大的幽默。

无意对这两位伟大的人物过多的去指手划脚，毕竟私人的恩怨，真莫道不消魂相已无从得知。1778年伏尔泰与世长辞，33天后卢梭也孤独的离开人世，或许命运决定他二人不能独存。1794年，卢梭被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民请进先贤祠，安葬在伏尔泰的墓地几尺之遥的地方。命运仿佛又一次开了两个人的玩笑，生而不和，死后长伴。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民看来，或许这才是二位最好的结果。半个世纪的争吵，无法掩盖两人在思想启蒙中的重大成就，在这些贡献面前，仇恨不值得提及。研究这两个人的后人，在评述和记录中也总是保持沉默，亦或者对于二人仇恨的描述一笔带过。

二位先贤的恨，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更多的是源自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东西，比如措辞，比如语气，比如感觉，比如阶层。虽然无形，但却足以摧毁人类的理性直至疯狂，由爱转恨，不过只在一瞬。大师尚且如此，我们普通人呢？

记得大学老师曾经不止一次的跟他的学生讲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佳节又重阳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不公。也记得面试时，面试官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关于公平和效率你怎么看，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用很单纯的学生思维，拓开哲学上的二分法对其作了一些简单的阐述。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幼稚的可笑。只是感觉，如果没有公平，哪怕只是相对的公平，效率的存在便毫无意义。

我从来不否认“没有绝对的公平”这样的说法，可是如果连相对的公平都无法保证，那么用“没有绝对的公平”来岔开话题，不能不说龌龊到了极致。

很多时候，人们写东西就是自说自话，因为知道在这样一个生活频率高度快速的社会里，没有人会去真正的关注，更不会有人因此而对自己的日常行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当下缺乏的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和那份勇气。

生活中处处都洋溢着那些令人不快的气息，或许是我的嗅觉有些异样。但清楚的是很多人徜徉其间，且乐而忘返，人性中最善的部分在日复一日的推诿和计算中渐渐的消失殆尽，亦或说深埋于心而不能让其露出半分半毫。

很多权力者以为他们可以用当下的某些外在因素来对不顺从者进行限制，而实际上也确实在表面上曾对某些看不开的人造成过极大的困扰。不过，逆境中诞生的往往是精神的升腾，而境界一旦提升，所谓之“逆境”，所谓之“障碍”，便微乎其微，显得不值一提。

曾不止一次的和朋友讨论人们“畏官”的情结。我始终认为“畏官”和“惧官”是人们面对权力时产生的两种态度。虽然都有让人谨小慎微的意思。但当下的权力者，大多让人“惧”，简单的说人们所怕的仅仅只是因权而来的威慑。而“畏”字则多包涵了一种对权力者本身的肯定，至少这种当权者给人的感觉多了一层人格魅力。

很多管理者想不开这点，即便是偶尔有所参悟，也因权力所带来的快感迅速灭失了自己人格上原有的魅力，并且简单以为权就该是一切。这种人生态度，我表示理解。

对于有个性，不那么轻易屈服的周边之人的认可与否，能够体现出一个当权者的胸怀。但对于那些只求稳、缺乏担当的当权者来说，听话、顺从的下属便似乎是不二的选择。更聪明些的做法便是用人却不励人，使人却要阴人，狡兔死而走狗烹，飞鸟尽而良弓藏。

以古非今，人们说他们不懂历史。

以今论古，人们说现状并不明朗。

那么当下之事，人们司空见惯、近乎麻痹的现状又如何不去深究？冷眼和嗤笑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社会担当，更不能说明他们了悟事情的本质，而仅仅说明他们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却不知道异样在什么地方。

一个对权力奴性十足的社会，一群空有热情却怠于去思考的人们。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的社会团体，知识分子和读书人。

百无一用是书生，历史无一例外的向我们展示着，这些人牢骚太盛，没有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不尝试去理解用人要讲究策略，不愿去明白“天道虽昭昭，而人心却不古”的社会现状。

这个社会，从不缺乏专注之人，甚或可以说满眼皆是专注之人，只不过有人专注于升官，有人专注于发财，而且都毫无例外的获得了一些成绩。只是当官同样是为了发财，这是国家的悲哀，一个以金钱为导向的社会，信仰已然缺位，道德也已经被边缘化到了几乎可以忽视的地步。每每想至于此都深感一种莫名的苍凉。

罗里巴嗦的写了些矫情的文字，却找不到中心。尝试表达什么，却噤于直白。

简单的说，文字只是情感的宣泄，而事实上，文字的散乱透出的或许是情感的飘逸又或许是宣泄之人思维的无章法。

所有这些，不过痴人说梦。梦醒之后依然要面对柴米油盐，仅此而已。

初听“大觉山”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诸葛孔明的“大梦谁先觉”，好比当时站在爱晚亭前首先映入脑海的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一般。其实是完全不搭的事情，却总是不自觉的会闪现出来，人的思维总是这么奇怪。

如果按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那么徜徉于山水之间也总不免有些沾染仁智之气的一种暧昧，那种感觉与人进入寺庙、教堂后油然而生的那种虔诚一般无二，环境确实能在极短的时间不知不觉的改变人的情绪和心情。而这种人与自然的共鸣大多产生于环境在千百年中的岁月痕迹和文化积淀以及个人的境界修为，缺其一，则意境全无。

虽然爬过的山并不多，但可以臆断，山与山有异，景与景不同，即便是同一地点，四季的轮换也会给同一个风景带来不同的气场。如果上天垂爱，在山水形成之初就悄然凿就了移步换景的机巧之法，那便真可称的上是鬼斧神工了。

山水皆有灵气，青山碧水往往是参禅悟道者不二选择，有名山则必少不得古刹，可谓寺庙之所依者，山也；生灵之所依者，水也。古之高士也往往会选择隐匿于层峦叠嶂之间、曲径通幽之处。然不论是秉承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这个原则的攘攘之人，或是按部就班一步步走过生命历程的芸芸众生，山水总是一个让人难以割舍的情愫。很多人或许并不会觉得如此，当人们已经习惯于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行走于人世间之时，大自然的存在只是一道饭后甜点。吃，味美无比；不吃，也无伤大雅。

南方的山比北方的山多了几分妖娆和妩媚，少了几许刚毅和雄浑，可以说南方的山多情，因此关于山的游记记录下的大多是南方的山，而记录中则以小山最为著名，如天姥山、褒禅山、石钟山等等。倒不是小山更有味道，只是小山更容易让人把握全貌、掌控细节，加之主观人为之夸张，记录中便写的情趣万种、引人入胜，如此来讲小山之趣也可见一斑。

不日将去大觉山，内心颇有些期待，总觉得有缘，像是生命中必然的邂逅。大觉山虽然声名不似庐山井冈蜚声海外，想象中却也应该别有一番意境。在这一点上该是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得其所长也哉。

常说登山则情满于山，此时身虽未至，思绪已远，匆匆记下几笔，算是为行程造势，也算是给停滞良久的思绪一份交代……

说起来“假”这个词并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用来形容一些虚伪不真实的东西或场景。牵连到带“假”字的成语更是鲜见褒义，当然除却那些用“假”的另一种解释“借”的意思之外，诸如“天假姻缘”之类。像“以假乱真”这种似褒非褒，可褒可不褒的词语更是稀少。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讲。假，是一种现象。是一种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无论诸君承认与否。

记得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人生三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细读起来却发觉里面充斥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曾几何时，视圣人之言行神圣而无任何纰漏，后来渐渐明白，圣人终究也是人，在各种情感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下，难免不发生“假”的表象，《乡党》中对孔夫子做如是记载“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这句话其中所说的现象和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而自明。其实本是无可厚非的技巧且是众人所梦寐以求而习以为常的理想。这里要说的是作为为万世所敬仰的“圣人”尚且如此，为热心和正直所化之人又何必对寻常人做出“假”的表象而耿耿于怀，心存芥蒂呢？

假，从来都是如影随形。从人类出现“自我”意识的那一刻始，有了“我”便同时产生了“他”，正因为如此，人类是不多见的一种除了排斥其他种类的生物之外还习惯于排斥同类且自相残杀的物种，但在越来越难以独自控制的重大场合或事件中又不的不需要通力合作，因此“假”便成了联盟各方因素的必须之物，更因此出现诸多不堪回首的历史场景。孟圣人曾经积极的倡导“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遭到荀子的极力反对。这里不讨论在春秋时期诸位先贤高劣低下之分，只是在一个基本层面上，二位先贤对因“假”而恶的认识程度的深浅和宽窄有别。这除了与他们各自的经历、阅历和知识层次有关之外，还有一个光怪陆离的机遇问题，即谁碰到了少数中的大多数。

曹公在《石头记》中记下“假作真时真亦假”一句。除了要表示作品本身的故事性外，更多的是一种在经历过万千世事变化之后对人生的感叹。不知道曹公是否也曾深受儒释道多重文化的影响，只是觉得这种感叹充斥了极强的玄学概念，也就是类似“万物负阴而抱阳”的传统理念。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下，真假可以转换，亦可以说本无所谓真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阴阳表象统归于一，更是万象从一而生的大道理念。

话说回来，万变不离其宗，如今的“假”依然逃脱不了“保全”这个最最基本的目的。假，通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下意识，非民之过，无需诟病，背道而驰，反堪其忧。

诚如一老友谆谆之词“假不假，以其人之假，真不真，以其人之真，若了悟，汝不惑矣。”对此淡漠许久。随着心态在不同阶段的逐渐变化，不觉开始有种无奈的自嘲。

于是，

理论上慨然陈词。

人不假，难以度年华！

豫让初入社会曾投靠晋国六卿中的范氏和中行氏做家臣，结果均是寂寂无闻，用太史公的话来说就是“无所知名”。在这种情况下，豫让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转而投向智伯，虽然直到智伯被灭也未曾展露过过人的才能，但在此期间得到了智伯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就是故事的伏笔。

太史公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这样记载：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

赵襄子与智伯之间怨恨已深，智伯死后赵襄子将智伯的脑壳做成酒器，另有记载说做成酒器后依然怨气未出，转而将智伯脑壳当作溲杅，也就是尿壶。逃遁于山林的豫让得知此事悲叹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从此豫让走上了一条悲情的复仇之路，第一次刺杀因杀气透出而失败，赵襄子敬佩此等忠义侠士，放他一马。豫让却不吃这一套，毁容、自残准备第二次刺杀，再一次杀气外泄而未果。无望的豫让在恳求之下用剑刺襄子衣，后伏剑自刎！

豫让的两次失败都是同一原因，没能掩盖住那逼人的杀气！虽然他吞炭变声、黥面毁容，外观的改变丝毫无助于杀气的掩盖。燕丹子尝言：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豫让的修为尚未达到神勇的火候，这种行为上的戾气显然不是视觉上的欺骗就可以掩盖的了的。然而能够两度感知危险的赵襄子也显然并非等闲之辈。

整个事件中赵襄子也算仁至义尽，他只是不明白是什么能使豫让如此舍身复仇。在第二次擒住豫让之后他问豫让“你当时不是也做过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么？为什么在智伯灭掉他们之后，你非但不去报仇反而做了智伯的家臣呢？现在智伯已死，你却一心一意的要为之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说“我给范氏、中行氏做家臣，他们视我为清客，我便以清客的态度报之，而智伯以国士的态度礼遇我，我便以国士的态度报之。”

好一个国士的态度报之！好一个至情至性的任侠义士！

如果仅仅是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对赵襄子的刺杀原本也无可厚非，只是可惜了豫让这一身忠肝义胆和舍身成仁的高尚人格。原本可以有更多成就的他，最后却成了一个失败的刺客、一个悲情的刺客，他的历史使命只是为了去完成两次失败的刺杀！

《易》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君子不舍其命。知命，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豫让短暂的一生中，可以说他知命，知晓自己无望之下苟活的目的，虽然这个目的不够大气，却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了足够耀眼的光芒，也恰恰是这个私人的目的使他成为了人格上的君子。

牵回思绪，豫让刺杀赵襄子的原因大约有二：

其一是报知遇之恩。当时的侠士大多出身卑微，恰恰豫让又是颇有志向不甘平庸的一个人物，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无法独自成就一番事业，只能投靠他人，如我开头所言他选择了智伯，最终成就了一代伟大刺客，这里不做赘述。

其二则是明君臣之义。太史公记载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豫让的朋友劝他说：“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朋友让他要顺势而变，转而辅助襄子，襄子本来就很欣赏这样的义士，你一定又可以得到重用。豫让却说：“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後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他说如果侍奉他人之后再将其杀死，这是身怀二心，我做不来，我行刺赵襄子就是要让那些怀异心侍主的臣子感到羞愧。

于是人们在想难道就不能不杀么？现在我们看来不杀也是全身而退的一种选择，至少可以得到形骸的保全。可是人们却常忽略一件事，重情重义是古人最起码的人格操守，是无法逃避的道德规范，更何况豫让本身又是至情至性的北方汉子。翻开历史书页，青史留名者大多是感性多于理性，豫让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智伯之仇非报不可，此仇形同杀父弑子而不可忍受，为知己报仇死而无憾！

呜呼，花红柳绿、水秀山明难以隔断豫让响遏行云的喟叹，人难免一死，瞬间沧海桑田，不变的是一种记忆，人们还能想起的也许只剩下那寒彻脊梁的杀气。正如同唐朝诗人胡曾说的那样：

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

许多大家不厌其烦的谈论这个话题，想必一定有其让人关注的必要性，无论是否针对一个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然而作者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按照我的理解，执行就是贯彻既定事实或者实施某项决议的行为。这里面包含了两重意思，其一是静态而又被动的保持事实的恒定性，其二则是动态而主动地改变原有的环境状态。关于作者提到的“到位”一词则是对执行过程和结果的一种指导和评述，这其中也包括了过程和结果的两种不同的阶段。

至于为什么要谈论执行、为什么说如果执行就一定要到位，我想其终极的意义还是在于人们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预期并且为达到这种预期而进行的反思和纠正。

只是书中过多的将“执行”一次赋予了主动性，即我上述所说的第二层含义，通常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执行就是去实施某项决议或者去做某件事情，并且提出了在这个含义上的几个重要的理念。现在我将尝试去阐述一下“执行”的静态含义，而不管其在这样一个主动性的大环境下的可实用性。在阐述之前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词语“保持”，其实很多时候保持本身就是一种执行状态，而这种状态的结果往往是大家所容易忽略掉的，甚至认为什么都没有做怎么能称的上是执行呢？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今人经常用古人所说“打江山容易而守江山难”来说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更有许多已经进入某个阶层的人们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这份辉煌和财富继续延续下去，千万的基业又如何保持住。说起来保持并不等同于保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执行的静态含义已经将执行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再譬如诸多法律中的许多禁止性条款中，严禁国家公务人员接受或变相接受商业贿赂等等，无一不是要求人们在静态的概念下去执行，而这种执行往往不会有任何的显性效益。

再说下去，静态含义的执行往往比主动性的执行更加难以到位，其原因在于静态的执行容不得一点瑕疵而一旦瑕疵出现，其产生的负面作用会使执行愈发不到位。动态的执行则不然，其到位与否的标准往往与个别现象无关，到位只要需要的结果达到了就往往不会理会其过程中的个案或者与结果无关的瑕疵。比如为了整顿公司工作作风而严禁员工工作时间炒股所产生的静态执行和为了达到营销目标而产生的动态执行，个别现象和瑕疵的出现在执行到位与否的评判标准中所占的比重也绝不一样。

接着，静态含义下的执行结果通常不会带来显性的效益，结果往往会是，单位效益虽然没有增加却也没有减少，公司的工作环境依然良好、工作秩序井然有序、员工收入不增不减、没有出现任何对公司的负面新闻等等。其实我要说的是在一个平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可能没有人会觉得静态的执行是怎样的不可或缺，但是如果在社会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功用也便不言而喻了。

我无意强调什么，更无意宣扬孰重孰轻，不过是提醒一下大家要全面理解这样的一个往往会让人先入为主的词语，在作为的同时不要忽略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的功能。说来其实关于执行一词的讨论由来已久，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理解写下来，有不妥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杀，幽冥中负此良友了。

    想来这是历史的悲剧，同样也是人性的悲剧，伯仁虽有才，却终因过分的清高和狂妄招来看似无辜的杀身之祸，可惜！可叹！记得伯仁曾直面那些粗鄙之人说“何乃刻画无盐，唐突西施也！”其知识分子的那份孤傲就这么不留任何面子的给赞美他的人直接堵了回去，如此做法，以至于最后救人的一番好意成了其丧命的直接导火索。

    对于这件事情，王导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源却在伯仁自己身上，如果不是其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如果其果真能和赞美他的人造就一定的关系，大概他的小命还是可以保住的。至少不会在他被人误解以至小命难保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讲话。

很多时候，历史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种回忆，更多的是一种对行为方式的沉思。有人曾说，历史就是一堆灰烬，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手伸到这堆灰烬里去触摸这历史的余温，而这种余温值得我们去亲自体会一番才解其中之原味。

伯仁的死，给我感触良多，其实我感觉即使他没有参与到这场所谓的政变之中，他的终场也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不适合处在社会权力的高层，是才华造就了他，却终因才华的衍生物毁掉了他。人生中充满了光怪陆离的事件，他赶上了这个机会，虽然是场悲剧，却给千百年之后的我们一个自我反省的参照。天妒英才，终因其没能做到低调，皎皎者易污，他或许知晓却没能做到。

其实，在这场闹剧中，政治始终是政治，它不会因伯仁的死变得高尚，他是一个牺牲品，得势者最终的感叹我始终无法分辨其想要表达什么感情，所谓之“良友”因为少说了一句话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这样的友情便有些过分的不值一提了。王导他内疚么？这个肯定，碍于人情伦理。他痛惜么？不置可否，因为我读不到伯仁在其心中的归类。说“幽冥中负此良友”，我想是掺杂了浓重的姿态表示的味道。同朝为官，通常有一些磨不开的时候，此时能做的大概也只能感叹一句，聊以自有暗香盈袖慰罢了，这样王导内心也能减少一点愧疚。

对于历史，我喜欢自己来品味，对于人生，我喜欢自己来尝试。其实更多的时候，错误可以经历，但是不能反复。于我而言，一路走来的失误成就了我的大部分的历史观，感激那些曾经善待犯下失误的那些人。若果然运气不错，那么历史的累积，或许将来会有我一份！

面对日渐苍老的生命，白乐天此时内心的低迷便如同梦魇一般时时刻刻笼罩心头，心中无限的感慨。想想自身连行走、看书甚至听人讲话都已经十分困难，面对着日渐冷落的门庭，心中的那份感伤怎能不萦绕于心呢？

于是他写诗给同样垂垂老矣的好朋友，问君老如何？刘禹锡回答他不要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发愁、而伤感。而应当保持一种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其实，人过不惑应当追求一种成熟之美，人过花甲更应当体现出一种智慧之美。

对于一个人，老并不是罪过，只是过分的自怨自艾便有些让人生厌了。

对于那些曾经辉煌过，老了老了还死死的揪住自己曾经的名望地位不放手，什么事情都还想回来掺和一把，后生晚辈稍有举动不合尊意便横加指责的人，更是让诸多后生避之不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会老去，年龄不是资本，谁也不可能做一个永远的教师爷。

因此，老而不达，便是很多老人的诟病了。

认真想一想，所谓不达终究是因为在忽然之间离开了既得利益，感觉什么都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生怕自己被曾经的社会圈子所抛弃，内心充斥了那种不甘。可最后又不得不眼巴巴地瞅着该去的远去，却无能为力。

人的欲望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小，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记得有这样一句俗话“青年爱妻、中年爱财、老年爱命”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这相应的追求也可以说是欲望，也正是这些欲望成了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话说回来，白居易倒也不是我如上所述的一类文人，毕竟其一生的成就注定其较高的人生境界，虽然消极、虽然悲观，却不是不达之人。更加可以欣喜的是，至少它还有刘禹锡这样乐观的朋友时时地开解。虽老死而无憾也！

博客能够坚持到现在我已是庆幸非常，这也是自己能够将这点爱好表达出来的唯一途径，虽然有过终止的想法却终敌不过那文字的诱惑，终究还是挺了过来。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人总是会被什么东西所牵绊，李益为情所挂碍，失去了，便无论如何也找寻不回来了，爱，总是带着一丝不可言传的意味。

内心饱受着不甘与释然反复的折磨，依然相信，在这场闹剧中，我依然没有半点长进，没有定位，孑然一身。如果不是凭着多年来微不足道的那一点点阅历，大概终究难逃一个失败的结局！

没有太过完美的事物，也不曾有称得上专注的人物，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灰尘笼罩的都市天空已经看不到那些有着微弱光亮而又确实存在着的星星！这样的夜色真是大煞风景！

明月终归是明月，饱受历朝历代文人的称道，只是在一个面对良辰美景而无动于衷的失意者面前，你的隽美又还有几分的吸引力呢？

如同一个举止翩然的书生面对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却忽然发现蓬门原为他人开，表错了情，达错了意，何其的尴尬！

已经习惯于忽略对周围的传统意义上的“美”的事物的关注，比如美人、美景。抑郁的生活已经剥夺了我们对美好事物那敏锐的洞察力。

无心终究是因为有心，李益因为醉心，结果失去了一位红粉知己，相比之下的我忽然觉得自己显得落魄了一点。

心情其实过中年。

春来诗思何所似，

八节滩头上水船。

——黄庭坚《花气熏人贴》

本为友人之间打趣无意所写，一不小心便留到了现在，此帖更是一不小心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瑰宝。人到中年的黄庭坚在友人频繁送花索诗相和之后，戏写此诗，读来却是别有风味，其中饱含了中年人的那种机滑的自嘲。

刚到不惑之年的黄庭坚用“心情其实过中年”旨在表明自己已经不再处在诗思飘逸的年代，即使有雅致也没了创作的冲动。然而我却觉得此时的他写下这样的话语却颇为合情合理，四十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创作的最好时光却恰恰消逝。当然这样说并不是绝对的。

人到中年，自然有许多无法避免的情况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压力要承担，于是便难得再有多余的闲暇来搞新的创作，更是诗思无从觅，灵感无处寻了。虽是这样讲，但古人毕竟较之今人要幸福许多，不必辛辛苦苦每日为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资、奖金算来算去，为了房子和车子累的要死要活。故而闲来无事，戏谑的写上一首诗也未尝不可。

如果不是对生活认识的豁然开朗，如果不是自身的旷达高洁，想是作者也写不出这等坦然地自嘲诗，或许这也正是他一生多桀的主要原因吧。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的文采得到了苏轼的赏识，之后与同样性情豪爽的年长他八岁的苏轼结下了至死不渝的友谊。相似的品行，相似的人生际遇，引为知交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样的人容易遭人忌恨，“文人相轻”是知识分子历来的传统，且不说他诗词书法的成就，单是面对逆境而处之泰然、举酒浩歌、读书作赋的做法便已是会引起小人的愤恨了。幸而他结交了苏轼，从此一路不再孤单。

他豁达的人生观，他在诗词书法方面的杰出成就，值得称道。

写道最后忽的又想起他的另一句诗颇符合我此时的心情。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再豁达的人也不免有些感叹，罢了，罢了。性情中人总是难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