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研究历史的人多少都有点八卦的倾向，特别要说明的是，“读”和“研究”是两种相去甚远的层次，因此对历史有窥私癖嫌疑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多数扎堆儿在那些学问做到极致的人群之中。读史的乐趣也恰恰就在八卦的过程，这也正是多数人不喜欢所谓“正史”的原因，事件真假暂且不论，过程则是一板一眼，人物性格单调且固定，更是无视历史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我恨你，是因为你一向愿意我恨你，但我是作为一个假使当初你愿意人爱你、本来更配爱你的人那样恨你。”卢梭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小伏尔泰十几岁的卢梭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把其当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他仰慕伏尔泰的才华、也曾一度受到伏尔泰思想、作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假设，在那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二人的相识与作品的交流本可以成为一段传世佳话。只是历史从来不喜欢完美的故事，二者最终反目。

学界普遍认为1755年发生在里斯本的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成为两位先贤彼此决裂的催化剂。这场吞噬了约十万人生命的灾难引发了宗教和和哲学上的大讨论，当时的宗教界普遍认为这场天灾是上帝的惩罚，只是因何缘故受到惩罚说法并不统一。而对于这场灾难以及教会的反应，伏尔泰悲愤的写下了题为《里斯本的哀歌》一诗，他在诗中谴责天谴论，与此同时他也严厉的抨击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神义论，简单的说就是并不认可“whatever is,is right”的盲目乐观主义的说法。卢梭读到《里斯本的哀歌》之后并不完全赞同，他致信伏尔泰并指出，你所抨击的神义论、乐观主义在人心理受到无可忍受的悲怆的时候安慰着众人。随后他又说，人类面临的很多苦难大多是自招的，即人祸。他认为死于天灾，比不上死于人为的漫长死亡过程更残酷。自这场激辩，二人始生嫌隙。

虽然大家都比较认可此种说法，而我却一直觉得二人的决裂有更微妙的原因。

不夸张的说，卢梭和同时代的思想家大都相识，皆因彼此赏识对方的才华而成为朋友，但最后却无一例外的反目。很多人会说，若是如此，卢梭的人品决计不会好到哪里去。这种说法，我想不出反对的理由，但也不敢苟同。事实是，跟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相比，卢梭的出身可以说并不高贵。如果非要来说的话，卢梭从小孤苦伶仃，招人嫌恨，他的童年是在茫无头绪的教育下成长，长大后又要勉力去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他有着一个极度敏感却又缺少温情慈爱关怀的灵魂。他的性格在他那痛苦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形成，原本出身和教育将注定他的一生会平庸无奇，可偏偏越是苦难，他越是卓尔不凡，他注定是个奇迹。伏尔泰则截然相反，可以说上帝从一开始便赐予了他非凡的才智，优越的出身以及富足的生活。他的出现是法兰西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的一模永不蜕变的亮色。他桀骜不逊，敢作敢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性格，优雅的谦卑中透露着高傲的气场，而这种感觉贯彻在卢梭与伏尔泰的往来信件之中。

因此一直在暗自揣测，正是伏尔泰在信中的措辞及语气深深的刺激到卢梭内心最深处的那种自卑感。面对伏尔泰信笺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高傲和不屑，他内心的愤怒无法遏制。他想不到也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曾当作先知一般敬仰和崇拜的精神导师居然会用在他看来极度尖酸刻薄的讽刺来这样对待自己这样一个后生，此后伏尔泰的每一个讽刺和调侃都如同利剑一般深深的刺在他的心里。只是他太崇拜伏尔泰，可自己的崇拜却被这个人肆意的挥霍，狠狠的践踏和羞辱，他的精神图腾轰然倒塌。此时的卢梭已经出离愤怒了。从此二人的交流中充斥了彼此的谩骂和羞辱，这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互攻击，直至老死二人也不能原谅对方。

然而两个人的思想在后人看来在推进人类文化进步的方向上是一致的，相反很多时候在同一问题上两个人不过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面。对于这样一对依托谩骂和攻击的所谓“敌人”，彼此对对方的主张和思想应该是十分了解的，他们应该不会没有意识到二人虽然主张的不同，但反对的东西确是惊人的相似，他们本不应该成为对立面。因此我也一度确信二人之间的恨并不来自于对彼此思想的不认可，而恰恰是性格的冲突、生活资历的冲突、不同阶层的生活态度等等枝枝末节的不能相互理解和容忍所造成。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话如果是发自内心，那我想因观点不同而萌生恨意的假设便根本不成立。对于这些大哲先贤，能让其产生恨意的，除了感受到了人格侮辱、精神上的刺激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更何况先贤如卢梭和伏尔泰这样，还存在着曾经的仰慕与被仰慕的一层关系。

如果不是两位先贤思想的碰撞让彼此的生命里有了交叉和延续，那么这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将是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命运让他们交叉，且将永远的交织在一起，研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忽视另一个人的存在，这不能说不是上帝搞出来的一个天大的幽默。

无意对这两位伟大的人物过多的去指手划脚，毕竟私人的恩怨，真莫道不消魂相已无从得知。1778年伏尔泰与世长辞，33天后卢梭也孤独的离开人世，或许命运决定他二人不能独存。1794年，卢梭被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民请进先贤祠，安葬在伏尔泰的墓地几尺之遥的地方。命运仿佛又一次开了两个人的玩笑，生而不和，死后长伴。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民看来，或许这才是二位最好的结果。半个世纪的争吵，无法掩盖两人在思想启蒙中的重大成就，在这些贡献面前，仇恨不值得提及。研究这两个人的后人，在评述和记录中也总是保持沉默，亦或者对于二人仇恨的描述一笔带过。

二位先贤的恨，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更多的是源自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东西，比如措辞，比如语气，比如感觉，比如阶层。虽然无形，但却足以摧毁人类的理性直至疯狂，由爱转恨，不过只在一瞬。大师尚且如此，我们普通人呢？

人们害怕的并不是你这个人，人们担心的只不过是你手中随时可以滥用的权力。

记得大学老师曾经不止一次的跟他的学生讲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佳节又重阳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不公。也记得面试时，面试官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关于公平和效率你怎么看，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用很单纯的学生思维，拓开哲学上的二分法对其作了一些简单的阐述。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幼稚的可笑。只是感觉，如果没有公平，哪怕只是相对的公平，效率的存在便毫无意义。

我从来不否认“没有绝对的公平”这样的说法，可是如果连相对的公平都无法保证，那么用“没有绝对的公平”来岔开话题，不能不说龌龊到了极致。

很多时候，人们写东西就是自说自话，因为知道在这样一个生活频率高度快速的社会里，没有人会去真正的关注，更不会有人因此而对自己的日常行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当下缺乏的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和那份勇气。

生活中处处都洋溢着那些令人不快的气息，或许是我的嗅觉有些异样。但清楚的是很多人徜徉其间，且乐而忘返，人性中最善的部分在日复一日的推诿和计算中渐渐的消失殆尽，亦或说深埋于心而不能让其露出半分半毫。

很多权力者以为他们可以用当下的某些外在因素来对不顺从者进行限制，而实际上也确实在表面上曾对某些看不开的人造成过极大的困扰。不过，逆境中诞生的往往是精神的升腾，而境界一旦提升，所谓之“逆境”，所谓之“障碍”，便微乎其微，显得不值一提。

曾不止一次的和朋友讨论人们“畏官”的情结。我始终认为“畏官”和“惧官”是人们面对权力时产生的两种态度。虽然都有让人谨小慎微的意思。但当下的权力者，大多让人“惧”，简单的说人们所怕的仅仅只是因权而来的威慑。而“畏”字则多包涵了一种对权力者本身的肯定，至少这种当权者给人的感觉多了一层人格魅力。

很多管理者想不开这点，即便是偶尔有所参悟，也因权力所带来的快感迅速灭失了自己人格上原有的魅力，并且简单以为权就该是一切。这种人生态度，我表示理解。

对于有个性，不那么轻易屈服的周边之人的认可与否，能够体现出一个当权者的胸怀。但对于那些只求稳、缺乏担当的当权者来说，听话、顺从的下属便似乎是不二的选择。更聪明些的做法便是用人却不励人，使人却要阴人，狡兔死而走狗烹，飞鸟尽而良弓藏。

以古非今，人们说他们不懂历史。

以今论古，人们说现状并不明朗。

那么当下之事，人们司空见惯、近乎麻痹的现状又如何不去深究？冷眼和嗤笑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社会担当，更不能说明他们了悟事情的本质，而仅仅说明他们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却不知道异样在什么地方。

一个对权力奴性十足的社会，一群空有热情却怠于去思考的人们。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的社会团体，知识分子和读书人。

百无一用是书生，历史无一例外的向我们展示着，这些人牢骚太盛，没有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不尝试去理解用人要讲究策略，不愿去明白“天道虽昭昭，而人心却不古”的社会现状。

这个社会，从不缺乏专注之人，甚或可以说满眼皆是专注之人，只不过有人专注于升官，有人专注于发财，而且都毫无例外的获得了一些成绩。只是当官同样是为了发财，这是国家的悲哀，一个以金钱为导向的社会，信仰已然缺位，道德也已经被边缘化到了几乎可以忽视的地步。每每想至于此都深感一种莫名的苍凉。

罗里巴嗦的写了些矫情的文字，却找不到中心。尝试表达什么，却噤于直白。

简单的说，文字只是情感的宣泄，而事实上，文字的散乱透出的或许是情感的飘逸又或许是宣泄之人思维的无章法。

所有这些，不过痴人说梦。梦醒之后依然要面对柴米油盐，仅此而已。